明朝灭亡后，尊周思明、尊王攘夷的思想逐渐成为朝鲜与中朝关系中不可忽视的文化心态。然而，不同历史时期这一心态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正如前文所提，肃宗与英祖时期，南明已灭，三藩问题已定，郑氏投降清朝，朝鲜在实际行动上无力作为，因此只能通过祭坛祀典表达对明朝的感激与怀念。然而进入正祖时期，朝鲜对于祭祀礼仪的完善逐步完成，在与清朝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也出现了模仿清朝的“北学”思潮。尽管如此，正祖依旧坚持明朝的正统性，并且担心本朝士人会忘却明朝的恩德，因此致力于修史，传承祖先尊周的理念。由此，官方修史的视野在正祖时期达到了顶峰。
在朝鲜修撰的中国史书中，明史无疑占据了核心位置，尤其是南明部分，常被视作明朝正统的延续。林象鼎的《林氏历代史统》记载了从唐尧到永历的历史；权以生的《史要聚选》则以盘古时代至永历的中国历史人物为中心，分门别类，涵盖帝王、烈女、将帅等多达二十八个门类；正祖则组织编纂了《历代纪年》，是从上古到永历年的一部编年史；《明季提挈》记载了从洪武元年到永历十六年（1662）的明代历史。朝鲜的君臣对不能尊南明帝统充满愤慨，因此采用“春秋笔法”编纂《尊周汇编》，专门记载崇明历史，宣扬尊攘义理和维护明朝正统。
展开剩余78%李锡佑的《芊园家势续通鉴》记录了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永历十六年（1662）的史实，强调正统观念；洪奭周的《续史略翼笺》则涵盖了从洪武到永历十六年间的历史；李德懋的《磊磊落落书》专注于明末清初的传记，主要以明朝遗民为题材；李玄锡的《明史纲目》模仿朱子的纲目体，详细叙述了从明太祖元年到崇祯十七年的历史，尽管南明史部分被放入附录，却遭遇了广泛的批评；《明史纪略》则涵盖了洪武元年到永历十三年（1658）间的历史；南有容的《明书纂要正纲》旨在更正李玄锡的错误，突显南明的正统性（1698-1773）；《明朝殉节诸臣录》则专门记录明朝殉节之臣，并且废除了清朝年号，采用了南明年号；李宪明的《清史提要》则根据南明年号记录南明与清初的历史；赵彻永的《续明史》则记载了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至永历十六年（1662）的历史，秉持南明正朔，目的是纠正张廷玉《明史》对南明的轻视。
王德九的《皇明遗民录》和成海应的《皇明遗民传》成为重要的明遗民传记资料。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朝鲜编撰的中国史书多是对原有中国史料的抄写和整编，内容上并无太多创新，但从文化心态的角度来看，这些史书为我们深入了解朝鲜王朝与南明之间的非官方接触以及朝鲜的南明史观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明史纲目》，它是朝鲜编撰的最重要的明史著作之一。
《明史纲目》的作者李玄锡（1647-1703），是朝鲜太宗李芳远的后代，也是朝鲜实学派的先驱李晬光（1563-1628）的曾孙。李玄锡生活在朝鲜肃宗时期，致力于经史之学，进入史馆工作后，又拜在大学问家许穆（1596-1682）门下，学识渊博。后因在官场失意，厌倦仕途，辞去京职，决心撰写《明史纲目》。根据孙卫国教授的研究，尽管《明史纲目》体例不够严谨，但它大体遵循纲目体的结构，详细介绍了明代的主要史实，尤其注重人物的评价。虽然它的内容主要参考了明清史籍，并未在历史研究上有所突破，但该书体现了朝鲜王朝修史以思明为中心的特点，并且是朝鲜最早的明史著作之一，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多个明史著作。
《明史纲目》出版后，朝鲜的学界广泛关注，但也遭遇了许多批评。星湖李瀷便对其提出批评，认为其中如燕王起兵的事宜，书中虽然提及，但却未做出清晰的褒贬。李瀷指出，书中若只是简单地记载燕王起兵，而未明确是否为叛乱，实在是“义例不明”。他认为，《明史纲目》没有准确表达历史的道义，贬损了朱棣的靖难之举，未能用春秋笔法严明是非，导致了士人的不满。对于《明史纲目》书名的争议，也有人建议更改为“皇明纲目”，但未被采纳。
《明史纲目》在叙述南明三帝（弘光、隆武、永历）的历史时，将这些内容放置于附录，这引发了许多尊明士人的强烈批评。朝鲜后期重要的儒学家南公辙（1760-1840）便指出，南明三帝承继了大明正统，强调他们是“存亡国、继绝世”的正统力量，批评李玄锡将他们置于附录，认为这是“自绝于明”的行为。洪直弼（1776-1852）也提出，清朝弑逆后，不应称其史为“《三藩纪事》”，应当将南明三帝的历史继续编入正统史中，而非置之附录。
同样，朝鲜高宗时期的儒学家柳重教（1832-1893）也批评《明史纲目》未能正确体现大义，主张“大明正统止于永历”，而非以崇祯为终。这些批评无一例外地都围绕着南明三帝的正统地位展开，反映了朝鲜士人的南明史观。
李玄锡的《明史纲目》受到了批评，也激发了其他文人修史的动力。南有容（1698-1773）便编纂了《明书正纲》（后改名为《明书纂要正纲》）。此书的编纂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南有容不满现有的明史书籍，尤其是它们体例繁杂、受限于清朝的影响；其次，他认为李玄锡将南明三帝附在编外，未能体现他们的正统性；最后，南有容希望通过自己的修订，简化历史，突显南明的正统性，便于后人查阅。
尽管这部作品在当时受到群臣的赞赏，但由于英祖对清朝的忌惮，并未同意其刊行。南公辙记载了英祖曾经评价南有容“久不见南某，颜貌虽老，雅意尚存矣”，这显示了朝鲜当时对尊周思明思想的深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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